患難識知己

我與評彈大家蔣月泉先生相識在六十余年前，相知則始于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1967年下半年，我來滬處理完女兒下鄉(xiāng)事，返回蘇州前，走在吳江路泰興路口（當時該處較僻靜），聽得有人在背后叫了聲：“徐同志！”回頭一看，正是月泉先生。我見他面容十分憔悴，所以回打招呼后，馬上追問一句：“你身體好嗎？”他答道：“身體倒還好，就是最近中央有位領導（事后才知此人是江青）點名說我的蔣調(diào)是靡靡之音。所以團里準備開展對蔣調(diào)的批判，還要我在會上作檢查。我對蔣調(diào)為什么是靡靡之音還認識不透，所以這篇自我批判稿實在寫不出來……”接著他面露企求之色，對我道：“徐同志你筆頭了得，阿能幫幫我完成這篇檢查稿？”我頗感為難，向他解釋：“我雖是蔣調(diào)迷，但至今也沒有感覺到蔣調(diào)中有靡靡之音的成分，所以也實在寫不來??！”他聽后頗感失望，不時地搖頭嘆息。我見之覺得很不忍，便輕聲對他說：“你如果單分析自己的蔣調(diào)為什么是靡靡之音，從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角度來檢查，是既寫不深又表達不透的，肯定難以通過。你只有寫過去自己聽到別人說蔣調(diào)是評彈中最受歡迎、流傳亦最廣的唱腔后，總是自鳴得意，沾沾自喜，現(xiàn)在一經(jīng)領導與同志們的揭發(fā)批判，認識到蔣調(diào)確是毒害與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精神鴉片。同時也更進一步認識到由于它流傳廣，也就流毒最深，危害亦最大。自己作為這一流派唱腔的炮制者，也就是人民的大罪人……一頂頂大帽子往頭上扣，或可得到領導的認可而順利過關(guān)。”他聽后臉上馬上露出了笑容，頻頻點頭說：“這好寫，我就從這角度來檢查！”接著他壓低嗓門，微笑著對我補上一句：“聽說你過去做過律師，難怪動得出腦筋。”我心想自己回蘇州后，也將面臨好幾場批判會，怎樣才能過關(guān)，心中還沒有數(shù)呢！對他的夸獎只得報以慘然的苦笑。

兩年后我又遇到了月泉先生，他笑著告訴我，當時他按照我的點子，作了極為“深刻”的檢查，總算很快過了關(guān)。當時在這種形勢下月泉先生能將這樣大的事來求助于我，而我亦膽敢?guī)退鲞@種點子，說明我倆的友情已升華到相知的階段。這正應著“患難識知己”之古訓。

“四人幫”粉碎后不久，許多著名老藝人相繼在電臺、電視臺甚至劇場內(nèi)亮了相，卻一直未見月泉先生重新登臺的消息。我問他為什么不出來表演一場呢？他說因“文革”期間輟演多年，發(fā)音已乏共鳴聲，目前正在加強鍛煉，并表示待恢復后一定要大唱特唱，再次將正宗的蔣調(diào)奉獻給喜愛他的聽眾們。的確，他在這時期練唱的強度很大，不僅在團里練、家里練，有時在星期天上午還拿著三弦到我家，一練就是半天。一日，著名京劇言派老生李家載先生來訪，正好遇到月泉先生在我家練唱。待月泉先生練畢回家后，家載兄板著臉對我講：“這種好事怎么不給我打個招呼，不然我可約一些熱愛蔣先生的朋友一起來共飽耳福??！”我忙制止道：“如果在朋友圈里傳開來，我的陋室將被擠塌。你來聽我歡迎，但切勿外傳！”家載兄會意一笑：“知道了，我不會講出去的。”此后他便成為來我家聽月泉先生練唱的?？?。后來我在舊貨店淘得一臺破舊的盤式錄音機，但因當時要憑單位證明才能購得錄音空帶，所以竟未能將月泉先生的練唱錄下來，實是可惜。

一次，月泉先生看著我那臺破舊的錄音機問，是否有楊寶森的錄音帶？我告訴他，漏抄（指“抄家”）的錄音帶中就有兩盤是楊寶森的。他要我馬上找出來放給他聽。開始是一盤一盤聽，后來是一段一段輪番聽，最后竟是一句一句反復聽，有時還跟著哼唱起來。這種認真勁，我一看便知他正從這久違的楊派唱腔中汲其精粹來豐富自己的藝術(shù)。一連幾個星期天上午，月泉先生都沉浸在我這兩盤楊寶森錄音帶里。

月泉先生的高足王柏蔭兄之愛婿吳越人世兄，知道太老師酷愛楊派京劇藝術(shù)，便通過我約請楊派傳人汪正華先生夫婦與月泉先生伉儷，在他開設的“吳越人家”面館聚晤，共同切磋楊派藝術(shù)。席間談及方言與中州韻發(fā)音話題時，我向月泉先生討教：“昆曲中的‘郡’（Jun）字是發(fā)去聲，而先生在《戰(zhàn)長沙》開篇中的‘抵那長沙郡’的‘郡’是發(fā)平聲，是否有意偏重吳方言的發(fā)音？”月泉先生靜思后說道：“承蒙指出，是我唱倒啦！”這一下弄得我頗為不安。席散后月泉先生拉著我的手說：“這‘郡’字平、去聲發(fā)音極易混淆，我想將‘長沙郡’改成‘長沙城’好嗎？”我馬上說：“既然原來的錄音與其他演員都唱平聲，已成規(guī)范，不必改了！”月泉先生聽后嚴肅地說：“既然發(fā)現(xiàn)了錯誤，就得改正呀！”但因月泉先生當時年事已高，此后也沒有機會再正式錄音予以糾正。但通過這事，說明月泉先生對自己的要求極為嚴格。他對藝術(shù)一絲不茍的精神，值得我們每個文藝工作者學習。

1985年月泉先生定居香港，每次回滬總要約我相聚詳談。1999年他在香港不慎摔折股骨，翌年回滬入住華東醫(yī)院療養(yǎng)，我曾多次前去探望。月泉先生每見到我，都顯得異常興奮。我怕影響他的健康，便“嚇”他說：“你這樣激動，我下次不敢再來看你啦！”月泉先生笑答曰：“我不是激動，而是高興，高興有利身體健康，你應多來看我才對呢！”月泉先生雖在病中還是那么風趣幽默。

2001年8月下旬，我接到潘聞蔭兄電話，得知月泉先生不思飲食，再度入住華東醫(yī)院。我與聞蔭兄約定第二天同去探望，一進病房，覺得月泉先生雖較過去消瘦，但精神還是不錯。他對我們又說又笑，問這問那，一點也看不出重病纏身的樣子。向他告辭時，他突然伸出雙手分別拉著我與聞蔭兄的手，語重心長地說：“你們都是古稀之人了，亦應多保重身體呀！”我從未見他有這種依依不舍的表情，一絲不祥的預感閃過我的腦海。

8月29日，正是我探望月泉先生后的第三天，午睡醒來，一直感到心悸不安。晚飯前突然電話鈴聲大作，我拿起聽筒，傳來聞蔭兄之哭泣聲，并嗚咽著告訴我，月泉先生突發(fā)腦梗阻，經(jīng)搶救無效，于當日下午四時半左右離世而去。聞此噩耗，我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，淚眼模糊地注視著書桌上那幀月泉先生的演出照，耳邊仿佛又響起他那委婉動人的《梅竹》開篇：“……梅探竹，竹愛梅……”

月泉先生離開我們已有十五個年頭，但回憶起每次與他的交往，都猶似發(fā)生在昨天。藉月泉先生誕辰九十九周年之際，特選此幾則片段囑表弟臧增嘉代為整理成文，以資紀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