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哀宗正大三年(1226年),元好問被任命為河南鎮(zhèn)平縣令,一年后轉(zhuǎn)任內(nèi)鄉(xiāng)縣令。在他的倡導下,原來由于天災兵禍而田園凋敝的內(nèi)鄉(xiāng),逐漸呈現(xiàn)出田園蔥綠、農(nóng)事繁榮的景象。后來他又出任南陽縣令,時值大旱,他極力上書,爭得了減免3年賦稅的政策,使當?shù)匕傩盏靡孕蒺B(yǎng)生息,被評價為“善政尤著”。
只可惜,當時金朝日漸衰落,蒙古鐵騎所向披靡。在新舊交替之時,人的選擇分外艱難和痛苦,元好問也做了一些讓人非議之事。
第一件事便是“崔立碑事件”。天興元年(1232年),蒙古大軍包圍金都汴京,金哀宗以“親征”之名逃出京城。次年,元帥崔立發(fā)動政變,開城納降,并自封鄭王。事后崔立自認為此舉避免了蒙古軍屠城,拯救了全城百姓,命元好問執(zhí)筆,為他立“功德碑”。元好問深知涉及名節(jié)大事,便推脫給了太學高材生劉祁。劉祁無奈起草了初稿,然后交給元好問推敲、修改。
在儒家文化里,文人最講究氣節(jié),元好問為叛賊立碑,引起了世人的非議。當然,也有學者為他辯駁,說他是迫不得已,而且是否構(gòu)成氣節(jié)問題,關鍵是看他在碑文中是否為崔立頌功。元好問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沒有太多可指責的地方,他只是平鋪直敘,敷衍成文,并沒有為叛賊崔立大唱贊歌。
第二個爭議事件,是汴京城破后,元好問曾寫信給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,開列了王若虛、楊奐等54名金朝儒士,請他酌加任用。這一舉動的確驚世駭俗,各種責難迎面而來。
其實,向新朝廷舉薦人才并不能說明元好問人格有問題。他曾立下志向,金亡后絕不出仕。但在元好問看來,人才難得,因此要格外珍惜、保護。應該說,他是高瞻遠矚的,他所舉薦的這些人中,有15位在《元史》中都留下了記載,他們在傳承和保存中原文化方面,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,被譽為“元曲四大家”之一的白樸,更是得益于他的養(yǎng)育與教誨。
白樸的父親白華,與元好問是結(jié)拜兄弟。蒙古人攻入汴京時,年僅8歲的白樸與父母失散,危難之時,元好問收養(yǎng)了白樸姐弟。只是,元好問也是亡國之臣,被押赴山東,生活至為艱辛,但他視白樸姐弟猶如親生,不離不棄。北上的路上,白樸感染傷寒,昏迷不醒,元好問晝夜將他抱在懷中?;蛟S是上天保佑,第六天時,小白樸竟然在元好問的臂彎中出汗而愈。元好問驚喜不已,每天教他讀書,悉心培養(yǎng)。白樸12歲時,元好問才將他們姐弟送歸到白華身邊,白華感激不已,寫詩謝道:“顧我真成喪家犬,賴君曾護落窠兒?!贝撕螅脝柮咳グ准?,都要指導白樸治學門徑,還寫詩勉勵他說:“元白通家舊,諸郎獨汝賢?!笨梢哉f,白樸的藝術成就中,有元好問巨大的心血。
元好問做的第三件飽受爭議的事情,是在元憲宗二年(1252年),以63歲高齡北上覲見忽必烈,給他奉上了“儒教大宗師”的尊號。忽必烈很意外,非常高興地接受了。元好問乘機提出免除儒戶的兵賦等建議,忽必烈無法拒絕,只好答應了。
有人說這是元好問在拍忽必烈的馬屁,但所提要求顯而易見地反映出他的真實動機:一是蒙古人不尊重儒家,推行“八娼、九儒、十丐”,儒生的地位連娼妓都不如。元好問給忽必烈戴上“儒教大宗師”的帽子,可以提高儒生的政治地位,并以此引導游牧民族的統(tǒng)帥“以儒治國”。第二則是源于他對蒙古統(tǒng)治認識的轉(zhuǎn)變。曾經(jīng),在亡國后,元好問的內(nèi)心是十分痛苦的,然而元朝建立二三十年間,他看到忽必烈能夠讓百姓安定地生活,并消滅云南地方勢力,恢復漢唐舊疆的赫赫功業(yè),從內(nèi)心也感到欽佩。他在詩中說:“云南山高去天尺,漢家弦聲雷破壁。九州之外更九州,海色澄清映南極”,把蒙古稱為“漢家”,這表明他內(nèi)心里的對立情緒消失了,對蒙古政權(quán)已經(jīng)逐漸認同。